现在想来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我那时只是个行为上关注新事物的人；
现在看来，我走的基本上是一条愚昧路线，这与我的环境有关。
在那个年代，家里老大是姐姐的，成神经病的特别多，真怪了！也许是因为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。
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，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。
这个地方要我看，有点像母系社会，家庭以女性为主轴，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，不是为别的，就是因为穷的关系。
那时受苏联的影响，流行画色彩小风景。
后来，黑板报发展出一本叫《烂漫山花》的油印刊物。
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蜡纸刻印技术，达到《解放军文艺》的水平。
一个人的一生中，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。我的这一段时期被提前用掉了，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。
我知道，如果我学别的专业，这辈子当画家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。
我决定，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，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，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，而不是笔触。
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，而是通过这种训练，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，一个训练有素，懂得工作方法的人，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。
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：“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，很好。”
我那时就对艺术中“不可企及”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。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，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，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，怎么能学呢。而她成为一代大师，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。
这些小品平易真挚，现在有时回去翻看，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。
那时，他们是异数的，而我们是复数的；和大多数是一样的。我和我们确实是下你个当愚昧的，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，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。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，是必须面对的，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发生过的都发生了，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，或回头调侃一番，都于事无补。今天要做的事情是，在剩下的东西中，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。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，但你必须穿越这层“憎恶”，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。
我说：艺术是宿命的，就是诚实的，所以它是值钱的。